谈谈烟草执法在乡村的工作重点

淡季时，笔者喜欢四处游荡“考察”，所以文中言及情形并非特指某处某地，请勿对号入座。如果恰巧碰着贵地痛处，能引以为戒更好。

乡村烟草执法重点在哪呢？笔者觉得应该摒弃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，把精力用在群众反应强烈的、摆在明面的问题上。至于哪些做法是形式主义，零售户、顾客、执法人员都心知肚明；既然是“明面问题”，当然不会仅仅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”，而是大多数人都知：

一是“借证”。证肯定不能随意借给别人用，这是常识。法律有规定、执法人员会跟踪、客户经理要回访、配送人员要定位。有这么多环节的约束，按道理来讲，借证该是件想也不敢想的事。实际情况是，这种情况不能说很普遍，但肯定不是绝无仅有。借与被借双方一般也并不避讳，不能说是广而告之，最起码熟人间是都知道了。证只要“借”出去，期限也绝对不止三两个月，最少也要三两年，有的甚至十几年。这么长的期限，神通广大的“借证”当事人各个环节是怎么对付过去的？特别是到期换证是怎么换到手的？客户经理和配送员从来不就此事和执法人员沟通吗？既然不经营了就该收回，怎么可以借给别人重打锣鼓另开张呢？把这类情形归结为执法重点应该是毫无悬念的。

二是“倒”烟。专业的烟贩子暂且放一边不谈，这类人员“倒烟”技术确实高，打击起来难度不小，屡屡漏网不足为奇。但是有的店打击难度并不大，却也悠哉悠哉存在了好多年无人问津。这类店从来或基本不营业，只在配送当天开门，其他时间都是铁将军把门。烟订来后，再原封不动转手“倒”给他人销售，自己从中赚点差价，这是公开的秘密。有人觉得：这种店铺的违规行为，执法人员一般不易察觉，管理范围那么大，怎么可能只盯着他一家？况且如果不属大户范围，经常盯梢人力物力也跟不上。那就没有办法了吗？首先周围群众肯定是知情人，如果大家众口一词都说某某店基本不开门，那就属于这种情况了。执法人员开展专项整治时，走访群众应该是必修课，如何走访，相信都有要求，不需多言。怎么可能摸不清底细呢？其次客户经理是要经常到店拜访的，经常锁门他不会不知道。店里的烟如果品种数量有问题，看了不会没有疑问。比如：刚送来的烟怎么第二天就清盘了呢？平时不开门为什么卖烟速度还比别人快？有这两条路径还愁发现不了问题吗？这种类型也该不止一两家。指出这个问题并非就是“红眼病”，而是它确实扰乱了市场秩序，出货太便宜；周围人想办证办不下来，消费者想买烟轻易还买不到。

三是“一户多证”。一户多证在法律上没有问题。如果全部家庭成员精力都扑在其中一个店上，其他店从不营业，这就不仅是有问题，还可能涉及违法。其他店这么大金额的烟都去哪了？肯定拿在老店卖了，或者是“倒”走了。能这么做的，一般是大户、老户，这是大户治理的重点。奇怪的是，大户治理活动很少发现这个问题。随便到哪个地方找个小店问一下，谁家烟证多，肯定会得到满意的答案。然后根据线索再直接到被“举报”店周边再打听，大户的几个店都在哪，是否正常经营，烟都去哪了，这几个问题搞清楚再容易不过了。最近几年大户虽然改变了策略，不再直接以自己或家人名字办证，但只要他办了证，周围的同行和群众就不可能不知道。大户治理的“蹲守”其实还不如先摸清他有几个证，然后顺着这些证再做文章。这是笔者的一管之见。我觉得真正的“源头治理”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

四是经营地址与实际备案地址不符的店铺。明明申请时地址是在农村，实际经营却是在镇区；或者申请时地址在甲村民小组，实际经营地却是在乙村民小组；还有的申请时门脸朝北，审批后却突然自作主张改为朝东。这都是能人所为，化腐朽为神奇的经典之作，老实巴交的死老百姓做不出来这事。在实际经营地申请不符合条件，或者朝向与人冲突，通过这种操作就顺理成章了。敢这么做的，背后应该还有许多与烟有关的传奇故事。查查可能会有惊喜。不过，也有可能什么也查不出来。当然，办证执法应当以人为本，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。因此，有人可能会拿某些特例出来反驳，比如协助政府拆迁、关爱弱势群体等等，但特例毕竟是特例。笔者说的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且普遍存在的情形。

五是经审批变更经营地址的零售户。最近几年经正规程序变更经营地址的，变更理由是否真实且合法，是否存在编造虚假理由达到合法运作目的的行为，变更后的新经营地饱和度和距离是否合规？非法操作虽然对某些人提供了方便，却对守法经营户利益造成了侵害。背后可能有人情局面的因素，也有可能是执法人员不敢碰硬的原因，或者有其他苦衷。表面是维护了零售户的利益，实际上只是保护了强者或少数人的利益，对弱势一方或大多数零售户却是不公平的。

六是直接用街道废弃房屋或农村无人居住的闲置房屋办理的烟草证。这类问题和“一户多证”有点像，但又有所区别。首先这样地点一般是不适合做生意的，如果位置好，房子也不会闲着。其次烟证办下来后一般是想办法出手而不是零售。当然所有问题不能一概而论，什么事情都有特例，只是针对这种情形是需要作为重点怀疑对象的。

不管是乡村执法还是城镇执法，除了程式化的做法外，最核心的要求还是要办实事。程式法的做法如果能中规中矩照章办事，也是能发现许多问题的，政策条文毕竟是实践的结晶和工作的总结，最怕“根据工作需要”把有些细节随意取舍；办实事则要求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多走群众路线，注意倾听群众呼声。两者本身并不矛盾，就看执法者的屁股坐在谁的椅子上。